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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什么不搞多黨競爭?甚至一些黨員干部都不知怎么回答
發布時間: 來源:天漢先鋒 作者:謝薇

“中國政治文化傳統決定了,如果中國的執政黨也像西方政黨那樣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的話,這個政黨將被人民拋棄。”

7月1日晚,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24期節目中,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講述了如何從歷史傳承和國際比較中讀懂中國共產黨,并提出了政治制度競爭的三條標準。

張維為:今天我們隆重慶祝黨的98年誕辰,所以讓我們來談談中國共產黨。


大家可能注意到,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態度,這幾年好像有個蠻大的變化,為什么?因為西方自己長期誤讀中國,誤讀中國共產黨。


我記得一直到2012年,西方主流的政治觀察家還是認為中國要崩潰。我記得十八大召開前夕,我在英國廣播公司接受采訪,主持人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覺得中共還會有十九大嗎?”我當時笑了,我說過去這么多年,你們對中國政治的預測哪一次是對的?我記不起來。


西方主流政治學者、主流媒體人、主流智庫,他們的指導思想還是“西方中心論”,還是“歷史終結論”,只要中國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樣,中國就是不對的,中國就要走衰,中國就要崩潰。


但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我們不等西方覺醒了,我們大踏步地邁向世界經濟和政治舞臺的中央。西方的學者、智庫、媒體,坦率地說,還沒有怎么做好準備。我另外還想補充一句,實際上我們國內一些被西方話語洗腦的學者和智庫也沒有做好準備,但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誤讀中國由來已久,如果你們關心時政,一般知道西方主流媒體一旦涉及中國的政治制度,中國的政黨制度,其實問題總是那么幾個。一個是中國為什么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一個是沒有政治改革,中國怎么可能成功呢?一個是中國什么時候要放棄一黨制呢?等等等等。


我把這個叫做是懶漢做學問,懶漢做媒體,靠一個自己界定的所謂“普世價值”忽悠全世界。不需要做任何調查研究,不需要了解不同國家文化、歷史、傳統——你跟我不一樣,你就是落后了,你就是錯誤的。我稱之為“武大郎開店——比我高的不要”。這種心態導致西方制度日益僵化,社會精英不思進取,不思改革,結果只能是“黑天鵝現象”層出不窮,人民普遍感到越來越失望。


西方讀不懂中國的政治制度,尤其讀不懂中國共產黨,我覺得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長期以來形成的意識形態偏見,也源于基于西方經驗所產生的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偏見。


隨著中國崛起,整個外部世界都希望了解中國共產黨,這種愿望實際上越來越強。到歐洲也好,到俄羅斯也好,到非洲也好,甚至到美國,如果你舉行一個講座說,要談談中國共產黨,我相信聽眾是趨之若鶩,當然你要講得好,講得人家能夠聽懂。


受西方話語的影響,確實有很多人讀不懂中國共產黨,坦率地說,甚至我們一些黨員干部自己也讀不懂,人家問他,中國為什么不換個黨來做做呢?他不知道怎么回答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可以用大家都能聽懂的語言,把中國共產黨講得清清楚楚。


首先,中國共產黨這個名字是“黨”,但這個“黨”和西方政黨的“黨”是完全不同的含義。黨這個詞在英文中是叫party,在法文叫parti,西班牙文叫partidos,詞根都是part,部分。所以西方的政黨理論簡單來說是很簡單的,就是一個社會是由不同的利益團體組成的,每個利益團體要有自己的代表,也就是一部分利益的代表。某種意義上這就是多黨制的起源。所以西方政黨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然后不同利益黨通過競選,搞票決制,你得51%的選票,我得49%的選票,你就贏了,我就輸了。理論上,一個多元的社會,在遵守法治的前提下,通過票決制,先是分,然后走向合。如果有爭議,最高法院裁決,大家一定要同意的,這是西方制度基本運作的方法。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現實情況是什么呢?非西方社會采用西方政治模式之后,頻頻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旦這社會分了之后就再也合不起來了,甚至最高法院的裁決都沒有任何用處。這樣的問題,整個西方社會現在都在面臨(分裂),美國現在就合不起來,一個特朗普把整個美國社會深深地分裂了,英國也是一樣的,一個脫歐公投,把整個英國社會深深地分裂了。

▲英國脫歐僵局

與西方的這種“部分利益黨”截然不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整體利益黨”,背后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政治傳統。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文明型國家的特點,我把它叫做“百國之和”。治理這樣一個百國之和的國家,歷史上我們的傳統就是統一的執政集團。


如果中國也采用西方這種部分利益黨的模式,那么中國馬上就會出現幾百個甚至上千個政黨,然后就是國家分裂,內戰爆發,無數生靈涂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國采用過西方這種部分利益黨的模式,導致了軍閥混戰,國家四分五裂,而且每個軍閥后邊還有不同的西方國家支持,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政治教訓。


我有時候跟歐洲朋友說,中國這樣的國家內部包含了巨大的區域文化差異,有統一的中央政府,有現代經濟,人民使用統一的語言,同時也還是有上千種的各種不同的方言。這樣的國家如果采用西方這種對抗性的部分利益黨模式,就會變得無法治理而解體。


我可以再做一個比較,假設今天歐盟的版圖就是古羅馬帝國延續至今的版圖,那么歐盟的人口也只是中國的1/3。即使這樣的規模,你都不敢采用這種所謂多黨制一人一票來選舉歐盟的最高領導人。如果你這樣做的話,歐盟就要解體。即使不解體,歐盟就會是一個沒有作用的組織,不能發揮真正實質性的作用。


我覺得中國政治文化傳統決定了,如果中國的執政黨也像西方政黨那樣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的話,這個政黨將被人民拋棄。剛才這些論述是我從文明型國家的角度,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傳承,對這種歷史傳統基因的一個解釋。


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更重要的還有紅色基因。中國共產黨黨章開宗明義的一句話就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中國共產黨是建國黨,這是非常重要的。通過長達20多年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犧牲了無數共產黨人的生命,才換來了共和國的誕生。毛澤東主席曾經講過一句非常感人的話,他說:成千上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人民英雄紀念碑

這使我想起臺灣已故的知名作家李敖,他曾經嘲笑臺灣島上的臺獨分子,他說你們都是孬種,是一批沒有信仰的人。他說,信仰就是為了事業,為了信仰,敢于拋頭顱灑熱血。李敖說他坐過國民黨的監牢,他研究過國民黨在臺灣白色恐怖期間辦過的將近3萬個案子。他這樣說道,那些把牢底坐穿的,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那些橫尸法場的,都是共產黨人,或者是親共人士。他說這么多的案子中,他沒有發現臺獨分子。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自己民族的獨立,付出巨大代價。我們當然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民族獨立,當然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當然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成功道路。我們當然拒絕,堅定地拒絕任何顏色革命的企圖。我們也非常痛恨漢奸賣國賊。


中國共產黨的決策機制,包括廣泛的協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樣一種決策機制,能夠比較好地統籌不同利益團體的訴求,實現人民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最大化。


現在看來,中國政治制度的戰略規劃能力和實施能力,大概都是世界上最強的。我們看到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就是很經典的案例。西方人經常感嘆說,我們的公司都有規劃,短期的、中期的、長期的,但國家幾乎都沒有這樣的規劃。


一個國家也好,一個社會也好,究竟是有規劃好,還是沒有規劃好?現在看來肯定是有規劃好。今天的中國已經形成一種“謀定而后動”的共識,從國際實踐的比較來看,中國民主決策機制的質量總體上高于西方。在美國一個重要的決策,比方說奧巴馬總統的醫療改革,往往是極小圈子里作出的決定,然后與各種利益集團討價還價,最后形成一個非常繁瑣的、最后很難執行的文件,然后通過公關公司出售給公眾(sell to the public),結果再換了一個總統特朗普以后就被全部推翻。這種做法在中國共產黨的決策體制下是不可思議的。


組織制度方面,我們總體上實行的是選賢任能制度,它源于持續上千年的科舉等一系列人才選拔制度,也源于中國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的政治文化傳統,同時融入不少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比方說民調,比方說選舉、投票等等,所以我把中國選賢任能制度概括為“選拔加選舉”的制度安排。


從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來看,大都經歷過廣泛的基層鍛煉和各種崗位的歷練,治理過超大規模的人口和超復雜的不同部門。他們都積累了大量治國理政的經驗。很顯然,我們的黨的領導人總體素質明顯地高于西方模式下產生的這種政黨領導人。當然我們這個制度還在繼續完善之中,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但是與西方單單的選舉制度相比,我認為是明顯勝出,而且前景看好。


過去30多年,我們看到了蘇聯解體,看到了南斯拉夫崩潰,看到了一場又一場的顏色革命褪色。然后留下來是什么?經濟凋敝,政治混亂,社會分裂。我們看到了“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許多過去還比較和平繁榮的國家,被西方勢力推入了族群互相殺戮的戰場。我們也看到,西方以及西方模式整體走衰這個大勢,西方國家紛紛陷入了嚴重的金融危機、財政危機、政治危機而難以自拔。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在黨的領導下迅速而全面的崛起,人民生活水平跨越式的提高,中國加快了邁向世界政治和經濟舞臺中央的步伐。我說這是一個超亮麗的成績單,在國際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張成績單,坦率說世界上其他國家拿不出來,其他政黨拿不出來。


現在我們經常講,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我覺得英文中有個表述非常好,叫作the institution,就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把黨建設好,是我們事業成功的關鍵所在,否則中國可能又會回到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的境地。面對前所未有的各種挑戰和任務,我們一定要堅持“黨要管黨”,在這個過程中解決黨自身存在的許多問題,要實現干部的清正、政府的清廉、政治的清明,確保黨成為我們事業發展的堅強領導核心。


現在我們看到國際競爭日益激烈,我認為政治制度競爭無疑是一個關鍵。在這個競爭中,我覺得我們可以提煉出三條標準,也可以說是一種中國話語,來進行跨黨派、跨國家的比較。


第一,這個國家有沒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或者政黨。如果有的話,這個國家可能就有更大的競爭力,勝出的可能就比較大;如果沒有,走衰的可能就比較大。坦率地說中國是有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美國這樣的國家是沒有的。


第二,是看一個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改革能力。中國需要改革,美國需要改革,歐洲國家也需要改革。但現在看來,好像只有中國能夠真正地推動改革,為什么?因為改革是要破除既得利益的,而破除既得利益需要有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來推動,否則改革很難進行。


第三,就是看一個國家的決策力和執行力。中國共產黨采用的是協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來進行決策,所以它的決策力、決策質量總體上明顯高于西方國家的小圈子決策、游說集團決策和民粹主義決策的模式。我們決策的執行力應該說也是世界一流的。

這三條標準我覺得可以構成一種中國話語、中國標準。我們可以用它來衡量評判,包括美國在內世界各國的政黨制度和政治制度,這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堅定我們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范勇鵬(節目嘉賓、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張老師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原創性的關鍵詞,叫“整體利益黨”,我覺得非常準確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特性。我大體上講三方面:


第一,中國共產黨背后反映了兩個傳統,一個是馬列主義傳統,從德國、從蘇聯傳入。第二個傳統是中國傳統,所以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產物。為什么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沒有發生水土不服的現象,反而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普遍認同,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主要思想武器?我覺得這很能說明問題。


第二點我想講,為什么在中國的歷史上,我們能夠成功地建設社會主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形成了一個具有獨立性和自足性的文明體,這個文明體即使沒有外部空間的存在,也有足夠的體量去支撐一套社會制度,一套社會體系的實踐。所以,我們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之后,不僅能夠生存,而且能夠不斷進行實踐,進行建設來嘗試。


第三個方面就是中國共產黨,它帶來了一個什么樣的結構呢?“信仰+組織+制度”的結構。


首先講信仰,中國歷史上不是沒有信仰,比如儒家講究什么?講究民生。中國古代還有天的信仰,天不是一個神,它是一個抽象的存在,但是這樣一個信仰,它是一個樸素的,前現代的信仰體系。共產主義帶來了一個基于對客觀世界進行科學解釋的強大信仰體系,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組織,中國自古就沒有普遍的黨派傳統,為什么呢?就是因為中國強調大一統的政治文化,但是它帶來了負面效果,就是沒有一個高效的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給中國文明注入了非常強大的組織因素。


第三就是制度,今天中國共產黨的很多制度形式,包括官員的異地交流,干部的流動,其實翻翻史書,在秦代、漢代都已經有了。我們在追求革命理想的過程中,繼承了中國文明里邊的一些優秀制度因素。所以中國這種非常成熟的制度傳統,被我們繼承下來,在建立新中國這個制度結構的時候,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制度因素引出最后一個話題就是政治智慧。我們可以看到,在人類歷史上,那些代表下層利益的革命者建立的政權或者組織,在掌握權力之后,往往會發現自己沒有能力來控制這個權力,沒有能力去解決治國理政的問題。恰恰是中國的政治傳統,留下了非常寶貴的政治智慧。比如實事求是,我們可以審時度勢地進行決策;我們會搞統一戰線;在改革的過程里面我們會搞試點。


最后一句話就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毫無疑問,它是真正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一個黨,也是一個具有真正民主性的政治力量。它不完善,需要我們黨不斷地去自我革命,不斷地去革新。但是很確定的一點就是,這個黨激發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力量,同時中華民族給馬克思主義在今天世界上的實踐提供了一個非常廣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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